下意识地后退避让。

其次，是双方后备军的拉扯博弈。当中间的骑兵混战进入胶着，难分胜负时，乌坎那斯人的两侧后备军开始行动。他们利用数量上的微弱优势，几次试图从侧翼包抄帝国的主力骑兵。可每一次，帝国的后备骑兵都能针锋相对地迎上去——霍亨?巴赫爵士率领左翼骑兵，银灰色披风在乱军中格外显眼，他手中的弯刀快如闪电，总能精准挑开敌方的长矛；而右翼的攸丘?克劳兹爵士，表现更是亮眼。这位年轻的领主，仿佛能预判敌方的动作，每次乌坎那斯人试图从右翼包抄，他都能先人一着，率领骑兵斜插过去，截断对方的去路。腊颂兄弟在一旁感叹，说这像摔跤时的“搭手”，总能先一步摸到对方的破绽，可我觉得用“相手”更贴切——那是一种知己知彼的预判，是将对方的意图摸得通透的从容。无论如何，攸丘?克劳兹爵士的战术确实刁钻，好几次都逼得乌坎那斯人不得不退回原阵。

当然，萨宁教徒的骑兵也并非毫无作用。他们没有直接加入混战，而是在战场外围游荡，时不时冲上去袭扰乌坎那斯人的侧后方。虽未造成大规模杀伤，却也让敌方不敢放开手脚全力包抄，多少分担了布雷爵士的压力。

说到底，今日的会战更像是双方的第二次互相试探。我能清晰感觉到，敌我双方都在小心翼翼地寻找对方的薄弱点，试图找到突破口，一举击垮对方。可正如“棋逢敌手”这句话所说，双方的战术、勇气、纪律都在伯仲之间，直到日头偏西，双方都损失了近千兵力后，才不约而同地鸣金收兵，拖着疲惫的身躯退回各自的营地。

细想起来，这场会战之所以没有大起大伏、大突大进的激烈场面，根源在于没有步兵方阵参战。我后来从将领口中得知，这是布雷?考尔爵士力排众议的决定——他坚持只用骑兵对战，哪怕不少将领认为步兵方阵能更好地抵御包抄。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有其道理：尽管咱们的骑兵在灵活性上仍不及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乌坎那斯人，但在面对面的长矛对战中，凭借着更坚固的铁甲和更整齐的阵型，丝毫不落下风。

我还观察到一个细节：乌坎那斯人好几次故意露出破绽，假装溃败，想诱使咱们的骑兵追击——这是他们惯用的“拖拉战术”，一旦我方骑兵追出阵型，便会被他们的后备骑兵包抄围杀。幸好布雷?考尔爵士始终保持着冷静，没有被战场上的热血冲昏头脑，严令禁止骑兵追击，只指挥队伍在原地与敌方对战。他像是将步兵稳扎稳打的战术，套进了灵活的骑兵作战中，让乌坎那斯人既无法在正面对战中占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