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6日，18:45，法国，索姆河防线北岸，英军第51高地师临时指挥帐篷。

帐篷内的空气有些压抑而古怪。

这里坐着五个男人，而他们将决定手下一万六千人的生死。

坐在长条行军桌左侧的，是第51师下辖的三个主力旅的指挥官：第152，第153，第154步兵旅旅长。

这三位准将都是典型的旧时代英军职业军官：留着修剪整齐的八字胡，穿着即便在撤退途中也熨烫平整的呢子军服，领口的红边领章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透着一股维多利亚时代的僵硬与傲慢。

而在长桌的顶端，坐着师长维克多·福琼少将。

少将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滔滔不绝。他沉默地坐在那里，手里紧紧攥着一个茶杯。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左侧脸颊上那道清晰可见、正在逐渐淤血红肿的掌印。

那是权威被击碎后留下的图腾。

这道掌印让在场的三位准将感到坐立难安。他们时不时用余光瞥向坐在长桌右侧、那个正在用一把德制刺刀挑开午餐肉罐头的年轻人。

亚瑟·斯特林。

他此刻的装束，让帐篷里的气氛变得极其诡异且充满压迫感。

他没有穿那件象征着冷溪近卫团荣誉的深色常服。此刻，他身上随意地披着一件缴获的、做工极度考究的党卫军旗队长黑色皮质大衣。

那厚重的黑色皮革在煤油灯下显得有些冷硬，大衣的下摆沾满了干涸的泥浆和机油，银色的骷髅领章在阴影中若隐若现。这件原本属于纳粹高级军官的“死神外衣”，此刻正像战利品一样裹在一个英国人身上。

大衣的领口敞开，露出了里面那件满是褶皱、领口沾着血迹的英军制式军服。

在那依然挺括的英军肩章上，没有代表团长的星徽，也没有代表将军的交叉短剑。只有一枚孤零零的皇冠。

少校（ajor）。

按照《英皇制诰》和《陆军服役条例》第104条，一名少校在见到三位准将和一位少将时，必须立正敬礼，且在长官未询问时不得发言。

但此刻，这里唯一的法律，就是停在帐篷外那二十四辆四号坦克怠速运转时发出的低频轰鸣。

“这简直是荒谬。”

第153旅旅长伯尼准将将手中的铅笔重重地拍在地图上，笔尖折断：

“我们这里坐着一位少将，三位准将。而现在，我们却要听从一个……临时上校，或者说，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