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4日，9:30，弗尔内中心城区，圣尼古拉斯教堂地下酒窖。

皮靴踩在积水的石阶上，发出啪嗒啪嗒的闷响。

这里是冷溪近卫团第1营的指挥所，新任指挥官，亚瑟·斯特林的战前会议室。

几盏煤油灯挂在湿漉漉的砖墙上，昏黄的灯光在剥落的圣像壁画上投下摇曳的影子。

亚瑟大步走到那张由三个橡木酒桶拼成的临时作战桌前。他随手把那顶还在滴水的钢盔扔在旁边，从腰间拔出那把沾着干涸血迹的刺刀，狠狠地插在了地图上的一点。

那一刀下去，力道之大，直接刺穿了地图纸，扎进了橡木桶盖里。

“都围过来。”

亚瑟的声音在低矮的酒窖里回荡，冷硬而又杀气腾腾：

“伦敦的船票我已经退了。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能回家。”

围在桌边的军官们神情各异。

站在左侧的是诺福克团的赖德少校。

这位营长紧紧地盯着亚瑟，眼神复杂：那是一个已经在等待处决的死囚，突然被塞了一把上膛的手枪时才会有的感激和虔诚——赖德心里很清楚，这份恩情是用命换的。如果不是这位斯特林少爷把他从地狱门口拽回来，他这会儿早就成了党卫军路边沟渠里的一具无名尸体，连块裹尸布都混不上。

站在右侧的是让娜中尉——她是原法军第一集团军的通讯官，也是现斯特林突击群的“全能余孽”。她既能修好该死的古董电台，也能把几十吨重的坦克开得飞起。

此刻，她正用一块比手还脏的抹布狠狠擦拭着指缝里的黑机油。那身法军制服已经完全看不出原本的颜色，活像是刚从煤堆里滚了几圈爬出来的。

这种严重的仪表违纪，如果是放在平时的冷溪近卫团，足以让他的上级指挥官当场脑溢血。但在这种时候，那层厚厚的油污，却是比勋章更可靠的通行证——因为她不仅能让电台和友军通上话，还能让坦克碾碎德国人的骨头。

而在亚瑟身后，像尊雕像一样矗立着的，是冷溪近卫团二营的军士长麦克塔维什。他抱着那支保养得锃亮的汤普森冲锋枪，站在自家少爷身后，只要有人对自家少爷发出质疑，他不介意把对方拉出去喂狗。

“看看这张地图。”

亚瑟转动刀柄，刀锋在地图上划出一道刺耳的声响，指向了弗尔内北部的第3号公路与伊泽尔河故道的交叉口。

“半小时前，侦察兵报告，德军第1装甲师的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