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也要掂量再三。给他妹妹？风险太大了。万一妹妹那边还款不及时，或者他自己的资金链出点问题，那就是灭顶之灾。

亲情在现实的债务压力和生存危机面前，显得那么脆弱和次要。他给李娟那包纸巾，或许并非单纯的冷漠或羞辱。那可能是一种极其笨拙、甚至残忍的“劝退”。他自己正处在焦头烂额的扩张风险和资金紧张中，在他看来，妹妹妹夫此刻冲进高房价的楼市，无异于火中取栗，是极不理智的冒险。他无力阻止，也无力支持，只能用那种近乎荒谬的方式，希望他们“擦亮眼睛”、“冷静下来”。当然，这里面肯定也有自保的私心，有怕被拖累的恐惧，有“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的无奈。

那包纸巾，于是有了第三重含义：它不仅代表着拒绝和羞辱，也包裹着一个兄长自身难保的窘迫，和一份扭曲的、无法言说的“为你好”。

我心里五味杂陈。一顿饭吃得有些食不知味。下午又待了一会儿，便告辞表叔公一家，驱车回城。

回去的路上，夕阳把天边染成一片暖橙色，但我心里却沉甸甸的。我想起李娟哭红的眼睛，想起程海说“不买了”时那荒芜的平静，也想起李强可能面对的债务压力和那份说不出口的难。一笔二十万的借款，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城市打工族的购房焦虑，照出了小镇生意人的扩张困境，也照出了亲情在利益权衡下的苍白和变形。

周一上班，再看到李娟，她似乎平静了一些，但眼底总有一层挥之不去的郁色。那包纸巾带来的风暴看似过去了，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他们不再提买房的事，甚至彼此之间都透着一股小心翼翼，生怕触碰到那个还未结痂的伤口。

然而，命运有时候就喜欢在你以为尘埃落定的时候，再翻起一点波澜。

大概又过了一个多月，临近端午了。公司发了过节费，不多，但总是一点心意。李娟那天领了钱，脸上难得有了一丝轻快的笑意，小声跟我说：“颖姐，程海他们单位也发了点，加上这个，我们想……端午假期出去短途旅游一趟，散散心。” 我由衷地为她高兴：“好啊！是该出去走走，换个心情。”

可这难得的轻松，没持续过二十四小时。

第二天下午，李娟正在整理报表，手机响了。她看了一眼来电显示，脸色微微一变，拿着手机快步走到了走廊尽头去接。过了十几分钟回来，眼眶又红了，坐在椅子上发愣，手里攥着手机，指节都泛白了。

我忍不住走过去，轻声问：“娟儿，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