吵都更煎熬人。

那张卡，我没还给林海，但也没敢真的去“掌控”什么。它像一个滚烫的山芋，更像一个无声的引爆器，悬在我和林海之间。林海开始更频繁地晚归，即使回来，也几乎不跟我说话，家用给得更加不情愿，仿佛每一分钱都是施舍。家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

我心里堵得慌，对婆婆的做法，感激之余，也生出越来越多的不安和疑惑。她递给了我武器，却没告诉我这武器的来由，更没教我如何使用。这“半条命”的旧事，像鬼影一样盘踞在这个家里，让每一次沉默都显得意味深长。

转机出现在一个周末。婆婆接了个老家的电话，是隔壁村的表姨打来的，声音很大，带着哭腔，隐约能听到“过不下去了”、“他要打死我”之类的话。婆婆握着听筒，脸色越来越沉，最后只说了一句：“等着，我明天回来。”

挂掉电话，她坐在那里出了很久的神。然后，她看向我，眼神是下定某种决心后的平静。“小颖，明天跟我回趟老家吧。孩子让林海带一天。”

我有些意外，但还是点了点头。或许，只有回到那片土地，才能找到这一切的答案。

火车一路向西北，窗外的景色从城市的楼群逐渐变为平坦的田野，再到起伏的丘陵。婆婆一直看着窗外，侧脸沉默。下了火车，又转了一趟破旧的中巴，颠簸了近两个小时，才到了婆婆出生长大的地方——一个隐藏在群山褶皱里、名叫“柳溪”的小村庄。时值深秋，山色灰黄，溪水枯瘦，村子静悄悄的，透着萧索。

表姨家低矮的土坯房里，挤满了人。表姨脸上带着新鲜的淤青，坐在炕沿抹眼泪，几个女人围着劝，男人们蹲在门口闷头抽烟。见婆婆进来，表姨“哇”一声哭出来：“桂芳姐啊！你可回来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婆婆没急着劝，走过去仔细看了看表姨脸上的伤，又问了几个细节。原来，又是为了钱。表姨夫嫌表姨“不会生儿子”（他们已有两个女儿），又嫌她娘家拖累，喝了点酒，就把气撒在了表姨身上，骂她是“不下蛋的母鸡”、“赔钱货”，还动了手，甚至嚷嚷着要离婚，把表姨赶出去。

“离！这种男人留着过年吗？”一个年轻些的媳妇愤愤不平。

“离了婚，我和闺女们住哪儿？吃啥？村里人唾沫星子都能淹死我们……”表姨哭得更凶了，那是种走投无路的绝望。

围着的女人们也跟着叹气，七嘴八舌，无非是“为了孩子忍忍”、“男人都这样”、“打几下出出气就算了，还能真离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