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隔着一堵薄墙，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李哲打电话来确认最后的行程时，我支支吾吾地说了这件事。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用一种试图轻松的语气说：“宝贝，别想太多，都是老迷信了。咱们科学一点，结咱们的婚，没事的。” 话虽如此，但我能听出他语气里也有一丝不确定。他可以不在乎，但我不能不在乎我的父母，不在乎村里那些看着我从穿开裆裤长大的乡亲们会怎么议论。他们会说，田家闺女真倒霉，结婚碰上抬死人，这婚事怕是不长久。

内心的挣扎像两只手在撕扯我。一边是现代理性的自我，告诉自己这纯属无稽之谈；另一边是根植于乡土文化深处的敬畏与恐惧。最终，对父母感受的顾及，以及对“不吉利”隐隐的担忧，占据了上风。我决定，不能坐以待毙。

晚上八点多，天已经完全黑透。山村的黑夜是浓稠的墨色，没有城市的光污染，只有零星几盏窗户里透出的微弱灯火，像黑暗中漂浮的孤岛。我揣上一颗忐忑的心，拿上手电筒，对母亲说了声“我去后山七叔公家看看”，便深一脚浅一脚地出了门。

通往七叔公家的路，是一条狭窄的土坡路。手电光柱在黑暗中晃动，只能照亮脚前一小片地方，两旁的树木和杂草在夜风中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无数窃窃私语的幽灵。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股香烛和纸钱燃烧后的特殊气味，越往上走，气味越浓。我的心跳得厉害，手心也因为紧张而出汗。我不断在心里打着腹稿，该怎么开口才能显得既礼貌，又能达到目的。我只是一个即将出嫁的姑娘，去面对一个刚刚失去至亲、且并不算熟络的家庭，去提出一个看似非常不近人情的请求，这需要巨大的勇气。

七叔公家院子很大，此时已经搭起了简陋的灵棚。白惨惨的灯笼挂在门口，映照着门上贴的白色挽联。院子里人影幢幢，都是来帮忙料理后事的本家亲戚和邻居。低沉的哀乐从一台老旧的录音机里传出，混合着女眷们压抑的哭泣声，营造出一种沉重而悲戚的氛围。我的出现，像一颗投入暗流的小石子，引起了一阵细微的骚动。人们停下手中的活计，用各种复杂的目光看着我——有好奇，有疑惑，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

我认出主持丧事的是七叔公的大儿子，我叫他旺泉伯。旺泉伯五十多岁年纪，黑瘦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风霜，此时更添了几分悲戚和疲惫。他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迎了上来：“小颖？你怎么过来了？” 他的声音沙哑，带着浓浓的鼻音。

我努力挤出一个得体的、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