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一元看来，大明的律例制，比起大唐的律令制，在司法上反而是一种倒退。

当然，大明制度，也有其历史渊源的。

主要是元朝太坑了。

大元朝的律法制制度，就和它的其他所有制度一样，讲究的就是一个随心所欲。

元朝是“不立成宪”的。

所谓“不立成宪”，指元朝初期未能及时制定普遍适用于各级机构、具有对外施政或对内规制效力的行政章程或法律规范，国家政务运作长期处于“有例可援、无法可守”状态。

“例”是唐宋时期的法律术语，具有权宜立法之意，元朝沿用该称呼。

这意味着作为“例”的公文书具有程度不等的垂范参照效力，此后处理类似行政、司法事务时，可将其作为直接的法律依据。

元朝因“不立成宪”，无成文法典的律文可直接引用，司法审判只能依赖先例，而先例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导致大量“同案不同判”的“例”产生。

例如，从“强窃盗”的犯罪中分离出的“白昼抢夺”、“掏摸”等罪，在初期司法审判中常因诸例审断不一而引发争议。

以“白昼抢夺”为例，刑部在参照“巡军张焦住抢夺例”、“皇庆元年唐周卿例”、“延右二年杨贵七抢夺例”和“延右五年云撇卷诈取财物贼人例”等多个先例后，仍认为该罪“难便定立通例”，只能根据情况临时裁决，未能形成明确的定罪量刑标准。

就连一个白天抢劫的罪名，竟然都无法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审判标准，这也就是大元才能做到的奇葩事情了。

整个元朝连一部根本的法典都没有，整个元朝的司法都极其混乱，律法成为官吏盘剥百姓的工具。 至于元朝为什么这么混乱，主要还是行政水平的低下。

按理说，明初的时候，元明鼎革，明朝是可以纠正这些错误，重新回到律令制上的。

但是这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

唐宋的律令制，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宰相。

中华文明是一个非常早熟的文明，从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个世上从来没有万全的法典，律法是要根据时代而变化改进的。

那这个时候，编订律法，自然成为一种长期性日常性的工作，需要极其专业的职业官僚来进行。 唐宋时期，这个责任就是在宰相身上。

宰相统筹全局，这样制定出的法律也能够统筹全局。

但是在明初几场大案之后，太祖朱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