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山西会馆对面的范氏总号内，范宝贤正在和《商报》总编范宽交谈。

范氏的主要产业虽然在山西，但是范宝贤这个族长如今坐镇京师，每个月只回山西老家几日时间。 范宝贤明白，范氏的生意，已经和以往任何生意都不同了。

不紧紧跟着朝廷，随着朝廷的风向走，范氏的富贵可能顷刻之间烟消云散。

所以随着范氏票号账上的余额越来越大，范宝贤却越发的谨慎低调，他也比任何商人都要关注朝廷的动态。

《商报》总编范宽也是如此，原本《商报》的总编部是在直沽的，毕竞《商报》创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商人之间互通有无，交换商业信息的报纸。

直沽是港口城市，消息灵通，是北方的商业重镇。

但是随着中书门下五房的报业协会成立，中书门下五房的定期见面会已经成了常态，范宽待在京师的时间也越来越多。

没办法，京师作为朝廷的政治中心，是大明消息最灵通的地方，既然要办报，必须要掌握京师的消息。 范宝贤首先说道：

“族里参与澳洲殖拓股票案子的人不少，这也是正常的事情，商人逐利，谁能放着眼前的利益溜走？” “所幸的是我们范氏几个大房都没参与，这些投资的人也不敢打着范氏名号，及时做好切割就行了。” 听到这里，范宽松了一口气。

日升昌的案子，让范氏更加谨慎，严令范氏子弟打着范氏的旗号办事。

《商报》消息灵通，知道这一次朝廷就要出手了，那这次案子估计是和日升昌案子一样的大案。 以如今内阁的权威，又有中书门下五房的襄助，范宽可不觉得那些幕后组织者，能够逃过一劫。 范宽试探性的问道：

“家主，听说这次案子背后，是京师和南京那几家？”

范宝贤点头说道：

“正是那几个破落户。 朝廷已经给了贵戚之家很多次机会了，奈何他们都没能把握住。 如今却干出这样的事情。 “

大明的勋贵之间，其实贫富差距也很明显。

开国的勋贵之中，能在胡惟庸案、蓝玉案保全家族的本来就不多，再经过成祖朱棣的靖难之役，还能留存下来的就更少了。

靖难功臣，很多又在土木堡中折损。

加上勋贵家族丧失了将门传统，腐化堕落的更多，等到了隆庆时期，还能保持权势的，只有魏国公徐达、黔国公沐英、英国公张玉、成国公朱能、定国公徐增寿这五家的后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