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本事，拿我出来顶雷啊！”

可吴铁城又能怎么办？真要跟日本人打，他也没兵啊。

头疼欲裂的他，发泄完心中怒火后，跌坐在椅子上。

这签也不是，不签也不是，他这个上海市长，算是彻底被南京政府架在火上烤了。

其实，南京方面急于妥协，不仅仅是因为孙科的无能，更是因为背后有着极其现实和复杂的利益考量。

当时的国民政府，财政压力极大。

全国一大半的财政收入，都指望着上海海关的关税和两淮的盐税来续命。

日本人此刻正把控着长江入海口，军舰在江面上横冲直撞。

所以，不仅孙科不敢打，就连下野的那位，同样也不想看到战火在上海烧起来。

一旦开战，日本人就会直接封锁长江航道。

到时候，国民政府的经济命脉就会被彻底切断。

所以，从这就能看出来。

日本人是坏，可确实也是十分的阴险狡诈，借此转移南京方面和国联的注意力。

而除了钱的因素，更致命的是高层那种深入骨髓的软弱。

军政部部长何长官，以及那位身在奉化、却依旧暗中操纵局势的下野委员长，早就患上了极其严重的“恐日症”和“国联依赖症”。

在他们看来，东北丢了已经丢了，可那是张家父子的地盘，还没伤及自己的根本利益。

可上海不一样，上海是远东第一大都市，这可是南京方面的经济命脉。

而且，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还牵动着英、美、法等西方列强的核心利益。

他们天真地认为，只要咱们的军队不主动开第一枪，只要政府展示出足够的“和平诚意”，西方列强就绝不会坐视日本人在上海耀武扬威，切断各方的利益。

他们试图用退让和妥协，来乞求国际联盟的干预。

正是出于这种荒谬的逻辑，何长官在接到了奉化某人的暗示后，直接越过行政院，向驻守在上海闸北的第十九路军下达了一道极其屈辱的密令。

上海，第十九路军总指挥部。

机要处长拿着一份刚刚译出的电报，双眼通红，神色悲愤地走进了作战会议室。

他快步来到两名将军面前，立正敬礼，声音嘶哑地汇报道：“报告总指挥、军长！军政部何长官…下达了最高密令。”

坐在会议桌前的，正是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上将，以及副总指挥兼第十九军军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