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日，清晨。

紧闭了整整七日的皇宫正门，在寅时三刻，缓缓洞开。

一队队盔明甲亮、神情肃杀的御前侍卫和锦衣卫力士，鱼贯而出，迅速沿御道两侧布防，一直延伸到皇极殿前的广场。森严，寂静，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铁血意味。

旋即，数道旨意，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从宫中发出，通传各部，明发天下。

第一道，是皇帝“病榻”上手书，交司礼监明发的“罪己诏”。

诏书并未回避太子之事，言辞沉痛。

皇帝自称“朕德不修，御下无方，致东宫失教，属员为非，父子离心，酿成惨变。太子性情刚烈，朕教诲过切，竟致其……朕心痛如绞，悔愧无地。此皆朕之过也，上干天和，下负臣民，朕甚愧之。”

诏书中，皇帝将太子之死，定性为“父子龃龉”、“性情刚烈”、“朕教诲过切”导致的悲剧，并将主要责任揽到自己“教子无方”、“心急过切”上。

同时，诏书明确公布了太子“已于七日前，于东宫书房，因忧惧悔愧，急病突发，薨逝”的消息。

并未提撞柱，更未提服毒，只说是“急病突发”。

这是第一步，承认太子死亡的事实，但改写了原因，并展现“慈父”的悲痛与自责。

第二道旨意，是厚葬太子。

追封太子为“怀愍太子”，以最高规格的礼仪治丧，命礼部、宗人府、内廷即刻操办，并宣布辍朝七日，天下禁宴乐、嫁娶一月，以示哀悼。

皇帝甚至在诏书中表示，因悲痛过度，龙体难支，太子丧仪，将由靖王代为主持。

以最高的哀荣，来安抚舆论，展示皇家对太子的“父子情深”，对冲“逼死”的指控。

让靖王主持，既给了靖王名分和亮相的机会，又是一种无形的考察和平衡。

第三道旨意，是针对愈演愈烈的“谣言”。

诏令严厉斥责“有无耻小人，捏造妖言，诽谤君父，离间天家，动摇国本”，称其“罪同谋逆”。

着刑部、大理寺、都察院、靖安司，四司联手，严查不贷。

但这一次，更明确了打击对象。

“前逆臣李惟中（李阁老）、庶人萧昭瑾（二皇子）之余党，怀恨在心，伺机作乱，散布流言，欲乱我江山”。

将谣言的黑锅，彻底扣在了已经倒台、无法辩驳的李阁老和二皇子残党身上。

诏书公布了一批刚刚“查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