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下，老爷子兄弟来也没心思研究大伯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之后，改革开放加上农村联产承包制政策下来之后。

“社员”这个名称被“村民”代替，老百姓再也不为工分而发愁了。

责任田里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农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时间由自已支配，作物由自已安排，没有任何约束。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起码能吃饱饭了，老爷子就经常把大伯寄来的那封信拿出来看。

分别就是一辈子，眼看人都要入土了，心里还是惦记。

可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出门连火车票都买不起，想要大老远打听亲人的下落，简直太难了。

如今家里在黄玉珍的带领下，总算是脱贫了，肯定打听打听亲人的下落。

用老太太的话来说，别把念想带棺材里去。

老田在奉天的亲戚帮忙找了好几个月，总算是找到了大伯的儿子，也就是老爷子的堂兄。

当时分别的时候，老爷子才二十来岁，如今50多年过去，大伯夫妻早就过世了，大堂兄二堂兄没活上八十岁，也已经过世了。

现在还剩下一个堂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