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衰落到连小精品都没有了。

这又牵扯到了另外一个时代阵痛问题。

90年代以后，文化领域的话语权阵地全面丢失————

曾经的经典之作，在90年代被批评为野蛮、粗暴、过于亢奋、缺乏艺术性、宣扬战争等等。

其中最著名的一场对阵，是《英雄赞歌》的作词公木，晚年创作了七首歌曲，全都被办公室退回，建议删改————

音像制品内容审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傅英兰，一战成名！

凭藉这份声望，后来她调入系统，上下联络，很快建立了一个小团队，也就是初代福晋圈子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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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傅英兰本来是满洲富察氏，父亲是落魄贝勒爷，有个舅舅在香江，后来移民了美国，还有一个姑姑是在1944年嫁到了日本。

49年加入了帝都文联，下放农场干了几年，78年又回到了文联，恢复干部身份。

改革开放初期，傅英兰成为首批公派英国音乐留学生人员，在伦敦大学皇家音乐学院学习。

毕业时候，靠着一篇《大陆近代音乐教育的失败：西方音乐中心论的历史必然性》，成为了该校的优秀毕业生。

英答父亲在1990年5月离任前，特批傅英兰等一批优秀的后辈，走了海外高层次人才特殊通道，进入了体制内。

在帝都音乐学院、申城音乐学院工作期间，完成课程修改。

将西方音乐课程设为所有音乐专业学生的必修基础课。

同时，将传统音乐史、传统音乐理论等课程移除必修，大量删减各种课程中汉唐乐器相关内容————

傅英兰和公木的论战结束以后。

很长一段时间，体制内创作没人敢用「死亡」、「敌人」、「怒」、「血」这种情感极其激烈的词语了。

最终，一批死气沉沉的「超稳重型」歌曲诞生了————

等到千禧年以后，问题开始暴露。

发现你失去了话语权，做什么都是错的，做什么都要挨骂。

于是，开始亡羊补牢————

宣传口迫切需要一种旋律平实、歌词质朴，没有复杂的艺术修饰，这种接地气的风格打破了两类音乐的壁垒。

既符合大众的听觉审美，也让它得以在各大电台传播，成为街头巷尾传唱的旋律。

《心愿》、《领航》、《万疆》、《少年中国说》等作品就是这个时期诞生的。